香港导演困在主旋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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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霍霍

来源：商业人物（ID：biz-leaders）

今年的国庆档票房14.96亿元，去年国庆档用了59小时10分的时间就达到了15亿元。这样的落差多少折射出这个行业的无奈。

这种无奈在释放着某种信号，敏锐的陈可辛早早捕捉到了。2020年春节前夕，本该登陆春节档的《夺冠》宣布撤档，预售票房全部退回。之后，为了避开国庆档的《我和我的家乡》，《夺冠》提前在9月25日上映，最终收获了8.36亿票房。

与《夺冠》同时撤档的《唐人街探案3》《姜子牙》分别拿到了45.23亿元、16.02亿元。显然，8.36亿元的票房，对于陈可辛来说不算好。

这不是陈可辛来内地拍电影遇到的最大挫折。他筹备四五年，并且完成拍摄的《李娜》已经没有了消息；2002年，他想拍哈金的《等待》，20年过去了没有审批的消息。作为北上最成功的香港导演之一，随着徐克、林超贤在主旋律电影上的优异表现，陈可辛异常落寞。

落寞的不止陈可辛，许鞍华、杜琪峰、王家卫，还有周星驰。今年7月29日，许鞍华、杜琪峰、林岭东、谭家明、洪金宝等联合导演的《七人乐队》在内地上映只拿到了1564万票房。这部充满香港情愫的电影消耗着香港电影人最后的倔强。

壹

上个世界末的亚洲经济危机，好莱坞全球化加速扩张，韩国本土电影崛起以及猖獗的盗版加剧了香港电影产业的衰落。恰好，2002年内地院线制市场化改革，市场兴起。陈可辛说，“2002年，我看到《英雄》的成功，原来内地可以是这么大一个市场。”他心动了。香港电影导演陈嘉上也说：“我们需要（内地）这个市场，需要这个大分量，才有机会再次在世界电影市场上站起来。”

2003年，CEPA协议（《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）颁布，规定内地与香港合拍片享受同等待遇。这一重磅举措为跌入谷底的香港电影人带来了翻盘的机会。

陈可辛没有马上来，一直在徘徊。他初来内地，在深圳一座桥上遭遇了抢劫。《十月围城》的导演陈德森回忆，“傍晚，陈可辛要过一个桥，跨过去（时）给两个人前后拦堵强抓起来。那么晚了，被人抓头发，打了，抢他钱，所以他非常反感。”这让陈可辛非常警惕。

另外黄建新回忆，陈可辛初来内地时，感觉行政色彩非常浓。有一次，陈可辛进国营制片厂，见得都是“领导”。他在采访中回忆，“那可能是一种对体制或者对权威的一些想象、恐惧。”那一幕在陈可辛的记忆中停留了很久。

陈可辛在进入内地市场前需要扫除这些印象。这对于他来说，需要一个过程。而他另外一种经历注定他会遇到坎坷。

1998年，陈可辛初到好莱坞。他在好莱坞执导的第一部电影《情书》，因为故事结尾就与大老板们产生了分歧。老板们不喜欢陈可辛设定的开放式结局，结果拿着片子去试映，效果不佳。最终《情书》的结尾被修改，这违背了陈可辛的意愿。

在资本面前，导演没有最终剪辑权。这是好莱坞的残酷规则，也是他来到内地要面对的问题。但这并不能反映陈可辛只追求艺术。

陈可辛的父亲曾做过邵氏的导演，“爸爸在邵氏做得不开心，一去那里就是胃痛。”为了拍摄自己的电影，父亲自筹资金执导了几部电影，但屡屡遭遇周转不灵，便放弃了做导演。那一年，父亲53岁。父亲告诉他，“电影不是艺术，不像作画，画不好，废的只是一块画布和一些颜料，电影是真金白银投进去的，要给人交代。”

贰

2009年，决心北上的陈可辛与黄建新在北京创立了”我们制作“工作室。同年，“我们制作”与博纳于冬共同创立了“人人电影”，宣布3年拍15部电影，预期票房20亿。其中《十月围城》就是当时主推的项目。可《十月围城》启动不久，导演陈德森抑郁症发，离开剧组回香港休养。演员档期在即，是否放弃陈德森，重新找导演推进项目，是摆在投资人面前的问题。

2009年2月，保利博纳和陈可辛等组建的“人人电影公司”成立。

图源：视觉中国

投资人针对这个问题开了闭门会议。陈可辛在会议上说，“他（陈德森）为这个项目付出太多了。我们不能丢下他。”陈德森自2003年开始筹备《十月围城》，经历了投资方自杀、母亲去世，患上抑郁症，只为造出“一座城”。

投资人数落陈可辛，“刘德华、张国荣、黎明加起来才2000多万，你要我那么多钱，我还不如给三个大明星，你是不是傻。”“每一个导演都要盖那么贵的景，我是做地产还是投资电影的？”陈可辛不断与投资方争取，甚至争论。

陈可辛的坚持换来了陈德森心中的“围城”。“演员来到现场（围城）都傻了，一下子就进入到那个时代了。”抑郁症好转的陈德森重返片场时，陈可辛对他说，“这是你一辈子的愿望，你就好好享受当导演的过程。”

这句话说起来很潇洒，有分量有情谊，更有代价。陈可辛与于冬频频陷入争论，黄建新说，于冬以纯商业驱动，而陈可辛想要兼顾艺术表达。“在一起会束缚住手脚，”他劝陈可辛，“还是分开把，各自都能释放能量。”2009年的金像奖，陈可辛监制的《十月围城》获得最佳影片。但“人人电影”已经解散。

好莱坞，奔向好莱坞的博纳，眼前的一切，陈可辛似曾相识。“今天中国也一模一样，在（资本运作）这方面学得比谁都快，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

与博纳合作终结后，陈可辛意识到无法再找一个有共同经营观念的合作伙伴来依靠，他个人的表达不能仅仅服务于市场、公司、投资方。黄建新感叹，“陈可辛走的是一条最难走的路”。

叁

1991年，黄建新在香港与徐克、谢晋一起开会。谢晋问徐克想拍什么。徐克认真地说《林海雪原》。黄建新举手与徐克击掌，“好，那到时候我们一起做。”这可能是徐克北上的一个意愿。

对于没有经历香港鼎盛时期的林超贤来说，北上也许能活下去。“我刚出来拍戏的时候香港电影经历了最艰难的年代，很难有机会拍戏，之后又碰上金融风暴，基本上把整个娱乐事业都打垮了。大家可能从《证人》开始认识我，在此之前我跌跌撞撞过很多次，一些经历大家没有看到而已，其实很疼。”

但陈可辛刚来内地时很拧巴。他在亮马桥附近的一家酒店见投资人。有时候与投资人谈得不愉快，他的“艺术家脾气”就暴露了，“有一次谈电影，陈可辛生气了，冲我吹胡子瞪眼。说我不懂电影（笑）。”嘉映影业董事长覃宏在一次采访中提到。

陈可辛很快踏上了最难走的路。他投资并执导了《武侠》。但这部电影让他损失惨重，他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说，“我不敢告诉我父亲亏了多少。”

但这一切在《中国合伙人》时遇到了转机。陈可辛拿到《中国合伙人》剧本时，韩三平对他说，如果怕赔钱的话，就别投资了，当导演就好。但陈可辛坚持要投资。“我要成为投资方，是为了给其他投资人信心，我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。那我们的心态就和投资方的心态是一样的，就能考虑到投资人才能考虑到的问题。另外，我们投了，才有话语权，才能保证各个环节的品质和话语权。”最终《中国合伙人》成了他来内地的爆款作品。

《中国合伙人》之后，陈可辛逐渐找到内地拍片的脉搏。

图源：电影海报截图

《中国合伙人》也让陈可辛与内地编剧、制作团队建立起了信任。这对他来说并不容易。黄建新回忆，早年拍《投名状》时，片场的粉尘令陈可辛哮喘发作，他都坚持回香港就医，“他不信内地的医生。”

肆

《中国合伙人》成功的第二年，徐克获得了博纳的投资，拍了《智取威虎山》，拿了2015年国产片内地票房冠军。“到后来我们俩拍（《智取威虎山》）的时候，已经结识了20年。”黄建新说，“我跟徐克导演都喜欢复盘这个词，有空了就会聊，如果那个事我们那么处理会怎么样？”

《长津湖》剧本发给徐克之后，徐克马上飞到上海找正在拍《1921》的黄建新了解情况，通过黄建新与陈凯歌、林超贤、于冬沟通。

2021年6月，第24届上海电影节，《长津湖》剧组。

图源：视觉中国

有黄建新这样的人存在，徐克能游刃有余在内地的资本之间合作，弱化合作中产生的矛盾。徐克执导的偏娱乐类的大片与华谊合作，偏主旋律的大片与博纳合作，非常顺利。

这种合作本身会给行业起示范作用，到2016年，香港导演的的作品集中爆发，票房前十的影片有5部出自香港导演之手。周星驰的《美人鱼》、郑保瑞的《西游记之孙悟空》、林超贤的《湄公河行动》、王晶和刘伟强的《澳门风云》系列、李仁港的《盗墓笔记》。其中《湄公河行动》成为了票房黑马，拿了11.86亿。

2019年春节档，香港电影导演更是集体爆发，成龙的《神探蒲松龄》、麦兆辉的《廉政风云》、周星驰的《新喜剧之王》对打。之后，尝到甜头的林超贤拍出了《红海行动》，突破了36亿。自此，中国电影市场刮起了主旋律的飓风。

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，于冬代表《红海行动》领奖。

图源：视觉中国

但这期间，香港导演也有很多不如意。许鞍华拍的《第一炉香》口碑票房双失利。王家卫监制的作品，票房口碑平平。

陈可辛监制的《七月与安生》爆出了金马最佳双女主，担任制片人的《少年的你》票房口碑双丰收，这部影片成了北影编剧课的案例。他在自己这条路上，也摸索出了方向，出品人、监制两肩挑。

“现在年轻导演来我会跟他讲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他只要说服我，我是一个电影人，我是听得懂的，我会赌，我能做这个赌。”坐在谈判桌的另一边，陈可辛尝试去构建一种更健康的生态。陈可辛挖掘的新导演许宏宇评价自己与陈可辛的合作，“得到了充分尊重，他不会告诉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，他会听你的想法，努力帮你一起实现。”

20年过去了，香港导演在内地创造了不错的成绩。中国内地票房前100名导演中有23位香港导演，徐克以145.89亿的成绩位列首席，林超贤以117.68亿元的成绩暂居第三，这23位香港导演创造了总计906.87亿的票房。而陈可辛排第62名，受影迷追捧的许鞍华、王家卫、杜琪峰榜上无名。

伍

主旋律的飓风呼呼的刮。疫情，增加这场飓风的摧毁力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博纳终于上市了。但这掩盖不住沉寂的影视行业，日韩在戛纳、柏林频频获奖更显得我们很寂寞。

拧巴的陈可辛不想再感受香港当时的落寞。他最近宣布成立泛亚洲制片公司「Changin’Pictures」，计划开发与制作多部面向全亚洲市场的影视内容。陈可辛在釜山电影节表示，制作的系列剧“不是一种电视剧，而是一种长电影”，这能给创作者更大自由度。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，陈可辛就提出过“泛亚洲电影”理念，联合港、泰、日、韩等亚洲地区，以拍摄高素质的亚洲电影为目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