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冠疫苗，催生诺奖女得主

作者：郭儒逸

来源：商业人物（ID：biz-leaders）

壹

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刚揭晓，颁给了两位美国科学家——卡塔琳·考里科和德鲁·韦斯曼。

他们之所以获奖，是因为在mRAN疫苗研发中起到关键作用，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提供了疫苗武器。现在，疫情消弭，他们成了收获至高荣誉的人。

在凭借mRAN疫苗声名大噪前，这两位科学家可谓不温不火，尤其卡塔琳·考里科，长期被看作是“边缘科学家”。一场疫情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，也包括他们的，基于二人研究成果研发的mRAN疫苗抵御了病毒肆虐，幕后功臣终于走入公众视野。

两位科学家不仅将分享这份荣誉，还会分享约100万美元的奖金。这距卡塔琳·考里科变卖家当把900美元藏在女儿玩具熊里，从匈牙利远赴美国冒险谋生，已经过去了38年。

作为第13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女性科学家，考里科成功上演了一出“失败者”逆袭的好戏。

考里科今年68岁，出生在匈牙利中东部的一座小镇，父亲是屠夫，母亲是会计师。这个家庭并不富裕，当年没有冰箱，甚至没有自来水。考里科出生前后，正值匈牙利试图走出苏联模式，探索独立发展道路的动荡时期。她从小展示出对生物领域的兴趣，比如仔细观察屠宰后的动物内脏，这成了她科学兴趣的来源。1973年，18岁的考里科考入匈牙利塞格德大学，博士毕业后便在该校生物研究中心从事起mRNA的研究。

mRNA（中文名为“信使核糖核酸”）于1961年首次被发现，是由DNA的一条链作为模板转录而来，可以携带从DNA复制的遗传信息，指导人类细胞合成蛋白质。从被发现到首次大规模应用于新冠疫苗，医学界对于mRNA的认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，考里科和韦斯曼便是做出突破性进展的代表。

然而对刚博士毕业的考里科来说，mRNA领域还是冷板凳。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体外转录实现无需细胞培养即可产生mRNA，逐渐有了将该技术用于疫苗的探索。由于不是业界主流，考里科一直申请不到足够的科研经费，也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成果，1985年，她被塞格德大学解雇了。

失业的考里科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工作糊口，但在欧洲却没有这样的机会。正值低谷时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天普大学（音译）递来橄榄枝，邀请她去做博士后的研究工作。于是，考里科在黑市上卖掉了仅有的苏联拉达牌汽车，由于当时匈牙利政府只允许携带100美元出境，她和丈夫只得将钱藏在玩具熊中，带着两岁的女儿奔赴美国。

多年以后，考里科回忆过当时的出国举动，认为这是明智之举。她曾表示，如果不是到了美国，自己在匈牙利很可能就是做一个平庸的科学家，局限在当地社会特有的“关系”土壤中。这无疑不利于科学研究。而一次被迫的失业，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

 贰

天普大学提供了一个机会，但这条路并不平坦。

这仍然与当时业界对mRNA技术的不信任有关。

由于对mRNA的认知甚少，九十年代诸多基于此技术的新药研制，纷纷以失败告终。mRNA技术的问题在于，体外转录的mRNA不稳定且难以传递，在到达靶细胞之前易被体内的酶降解。更糟的是，在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下，mRNA可以引起严重的免疫反应，或危及生命。因此，在这项技术早期阶段，临床应用堪称定时炸弹，被多数科学家所放弃。

与此同时，九十年代更流行的是基于DNA的基因治疗思路，认为通过纠正导致疾病的基因突变，就可以达到治疗效果。这种局面下，考里科的研究再次陷入经费困境，很难获得资助，很快她在天普大学的团队也被解散了。

考里科第二次失业。

天普大学的遭遇是一次预演，类似状况，也发生在她加盟宾夕法尼亚大学后。

1989年，考里科进入宾大的研究团队，担任“研究助理教授”。这个身份略为尴尬，同样没有固定的研究经费，她为此屡次申请，但一直没有如愿以偿。1995年，或许是卡里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，由于没有成果，她在宾大的工作岗位一度不保。就在此时，她又发现身患癌症，而丈夫因签证问题无法到美国团聚，她只能一边治病，一边担起养家重任。

在周围的质疑、不解甚至嘲笑下，她快支撑不下去了。

转机在1997年出现，在一次等候复印文件时，卡里科偶然结识了日后的学术合作伙伴，即德鲁·韦斯曼。当时韦斯曼辞去公职并加盟宾大不久，担任免疫学教授。卡里科大方讲述了自己的研究，并询问能否为对方提供科研上的帮助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卡里科加入了韦斯曼的团队。她又躲过一次被裁的命运。

从此两人开始联手，致力于利用mRNA技术进行疫苗开发。他们的思路是，让mRNA传递特定的蛋白质或抗原，在触发免疫反应的同时抑制炎症，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技术探索。而他们在这方面的进展，也为新冠时期快速推出mRNA疫苗扫清了障碍。

2005年，这个技术难关终于被攻克。卡里科和韦斯曼合作写成一篇论文，详细论述了他们的解决方案。但科学家有时注定孤独，这篇文章当年并没引起重视，权威的《自然》和《科学》杂志一再退稿，卡里科和韦斯曼只能将研究成果发表在更小众的刊物上。

虽然没能引爆学术界，但这篇文章的威力还是被一些人看到了，其中就包括斯坦福大学干细胞生物学博士后德约克·罗西。

罗西希望将这项技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他们在2010年成立了一家公司——莫德纳。日后，莫德纳取得了该技术的专利，成为最早研制出新冠mRNA疫苗的公司之一。

被卡里科和韦斯曼的技术所折服的，还有乌古尔·沙欣。他是土耳其裔德国肿瘤学家，与妻子共同成立了BioNtech公司，同样取得了该技术的专利，这家公司在新冠期间更是大展身手，其与辉瑞合作开发分发了数量最多的新冠疫苗，是藏在辉瑞背后的重要推手。考里科本人在2013年加入BioNtech，当时她没有获得宾大的续聘，正在发愁出路。沙欣提供了这个机会，尽管这家公司在当时小的可怜，连官网都没有，考里科最终决定回到欧洲冒险，她出任了BioNtech的高级副总裁。

 叁

考里科的命运转折随着新冠疫情而到来。

2020年11月，在疫情大爆发几个月后，BioNTech成为欧洲首家进行新冠疫苗临床试验的私营公司，证明了mRNA疫苗的有效性。据称卡里科当时吃了一整包巧克力花生表示庆祝。

mRNA疫苗展示了相比传统疫苗的优势，传统疫苗是将灭活或减活病毒注入人体，引发人体的免疫反应，这种技术路线需要长时间培育病毒，况且将病毒注入人体存在风险。而mRNA疫苗不必将真正的病毒注入人体，通过将病毒的部分基因信息转录成mRNA，然后注入人体，同样可以触发免疫系统产生抗体的反应。相比之下，mRNA路线更安全、有效性更高，并且研发生产速度要更快。

不夸张的说，卡里科和韦斯曼的多年研究，完成了90%的核心工作。后来几乎所有的mRNA疫苗公司，都离不开这二人所做的基础性研究。正是他们的研究，才使得更快量产疫苗成为可能。新冠疫情大大加速了他们研究的落地应用。

回顾考里科的科研史，局促、被动和失败，可能占据了多数的时间。她不得不在非常不利的环境中，长期执拗地坚持做mRNA研究。这在当时是一项看不到未来的冒险，前途无法预料，在兴趣与生存之间，考里科艰难地做着平衡。他们一度拉不到投资，外界也不关心研究的进展，以至于在新冠疫苗一役后，性格内向的韦斯曼面对潮涌而来的电话和资金时，吃惊不已。

其实从2021年到今年，考里科和韦斯曼就不断获得荣誉，对他们的褒奖随着获得诺奖达到最高点。曾有同事如此评价考里科：她不是能写出漂亮的经费申请报告的那种人。这个评价精准呈现了考里科学术性格的一面，是这样的学术性格，支撑了她穿过漫漫黑途，等到了曙光。

当然支撑她的不止学术进步，还有她的女儿，一位奥运会金牌得主。她的女儿是一名赛艇运动员，曾在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折桂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外人习惯称呼她为某某运动员的母亲，现在她拿了诺奖，大概不用再“蹭”女儿的荣光了。

*题图购买于视觉中国